开天辟地育新生

1950年5月，毛泽东为《人民教育》杂志题词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

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的17位教育界代表

■本报记者 柴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的“文化教育政策”，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教育的经验，为建国初期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共和国教育从起步就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

  1949年9月的故都北平，秋意渐浓。这座历经了几个世纪荣辱兴衰的古城，即将因为一次群贤毕至的会议，一个凝聚众心的纲领，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生。这种新生终将被此后的漫漫岁月所铭记，被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所铭记。

  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称：“这个会议，宣告着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9月29日下午，时针指向15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第七天大会准时召开。大会第一项议程是在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前，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常委会对纲领草案作说明。 

    一个小时短暂而易逝，一个小时也足以开创一个历史性时刻。16时许，周恩来报告结束，走回座位，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水。那一刻的周恩来心中应是充满了崇高感和历史感的，因为在他心里，自己刚刚说明的《共同纲领》不仅如刘少奇所说的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更像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新中国今后就要按着这个“剧本”来唱好为人民服务这台大戏。

  这边，执行主席章乃器已经走到前台主持大会讨论。他大声说道：“赞成的请举手。”几乎是同一时间，会场手臂林立。到会的633名代表，无一反对，无一弃权。章乃器庄严宣布：“《共同纲领》全体一致通过！”手臂的海洋顿时化作海潮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毛泽东举手齐额，热烈鼓掌，一直到最后。这一刻，凝聚了几代人建国理想的伟大文书《共同纲领》，正式成为开国者对全体国人的郑重承诺。

  会场中，周恩来的每一句话语，现场的每一次掌声都激荡着29岁的上海教师代表葛志成澎湃的心潮。“在小组会上，我们热烈讨论三大文件。大家对共同纲领草案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教育方针字斟句酌地进行研讨，并一致表示，以实际行动拥护这一纲领性文献。”虽然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葛志成参加的是以谭平山为组长的第二小组，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法，但教师的身份让他时刻关注着《共同纲领》规定的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政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一步如何迈出？如何走稳？新中国教育事业将以怎样的全新面貌改变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旧教育？

蓄势待发的破晓之路

  1938年后，葛志成在上海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小学校长，后来荣任上海小学教师联合会进修会理事长。1948年深秋，葛志成接地下党组织通知，率领上海教育协会代表团赴解放区商谈有关新政协的筹备事宜。11月初，葛志成一行辗转来到苏北解放区，当地党组织很快同中央取得联系，用卡车把他们送到了当时已经解放的石家庄。不久，党组织又通知他以教师身份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巴黎-布拉格大会。

  1949年4月23日16时，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了布拉格的会场。顿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各国代表起立鼓掌。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年轻的葛志成随中国代表团满怀喜悦踏上了归程，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光荣而崇高的使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为新中国的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贡献智慧与力量。

  由于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云集在香港和尚未解放的上海、南京等地，能否把这些民主人士动员并安全地输送到解放区来，成为新政协能否如期顺利召开的关键。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经秘密交通陆续被接送到西柏坡或哈尔滨。1948年10月6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高岗并东北局：“新政协须通过共同纲领”，并指示他们征询赴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对共同纲领的意见。这份文电，也是目前发现的正式使用“共同纲领”一词较早的文献。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开幕，葛志成作为教育界的青年代表欢欣鼓舞地参与到紧张的新政协筹备工作中。当晚19时40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走进会场，场内顿时掌声雷动。会议休息间歇，毛泽东走向代表席同大家握手叙谈。“毛主席微笑着与我握手，问了我的姓名后，亲切地说：‘噢，你是上海的教师代表，是从华东来的吧！’”葛志成没想到毛主席对上海教师民主运动的斗争情况很了解，还称赞上海教师工作做得好，是支援解放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很多像葛志成一样参与新政协筹备的爱国人士的记忆中，1948年至1949年间跌宕起伏的一幕幕，更像破晓前的一道微光，照耀着披荆斩棘、期待新生的新中国，走上一条光明的奋进之路。

宏伟蓝图为新教育谋篇

  在《共同纲领》即将通过之时，刚刚完成自己使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代表赖少其，在沸腾的会场上抬头望了一眼前方的时钟，把这个与全体中国人命运相关的时刻牢牢记下。

    这一刻，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同盟者建国理想的伟大文本《共同纲领》正式通过，实现了百年来中国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建国梦想。也正是这一刻，开国者们为中国人民构建出一幅美好的理想蓝图，对四万万同胞作出了庄严的承诺。

  作为指引新中国迈出关键一步的宏伟蓝图，《共同纲领》也为从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绘制了图纸。

  早在9月9日分组讨论会时，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推选的17名新政协代表之一的竺可桢就“认为其妥善，故不发一言”。同为教育界代表的吴玉章难掩激动之情。这位历经半个世纪革命风雨的老人，终于在迈过人生70岁门槛时，第一次触摸到了求索毕生的理想中国。

  全新的国家，全新的期待与使命。作为一部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一体的完整的建国大纲，《共同纲领》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纲领，其中的文化教育政策，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不仅为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对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也具有重要意义和持久影响。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的话语，昭示着对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新期待：在文化教育上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到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大转变，萌发出一种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新型文明。

  “中国教育工作者过去在反人民的反动政权之下，历尽了长期的摧残与压迫，教育事业无法开展，个人才能无从贡献，黑夜曾经是那么漫长，斗争曾经是那么残酷。今天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亲身感到：只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与这样的纲领，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符合大家的愿望。”9月23日的大会上，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首席代表成仿吾难掩激动之情。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全党工作中心由战争转入经济建设，在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抓生产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注与重视。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教育》杂志题词时指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950年6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的教育方向。现在是人民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利于人民。”

  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建设全新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当时全国工人和农民除办有少数识字班、业务学校和老解放区的冬学以外，经常的、合适的文化教育还相当匮乏。全国共有大学和专科学校约200所，学生约15万人；中等学校共约5000所，学生约150万人；小学约30万所，学生约2000余万人。这些学校除老解放区的小学和中学已有极大多数的学生是农民工人的子女以外，其他地区的各级学校学生绝大多数还是中农以上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子女，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工农大众及其子女基本上还被关在学校门外。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建国初期，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1949年，全国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这就是新中国面临的教育现实。当年冬季土改地区有1000余万农民参加冬学，翌年冬参加冬学的农民已达2500万人，到1951年秋季转入农民业余初等学校的达1100万余人。3年分别扫除文盲65.7万、137.2万、137.5万人。

  “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离开这个方针，我们就会出现偏差，就会犯错误。”1950年，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在《人民教育》创刊号和第2期上连续发表了《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根据《共同纲领》中的文化教育政策及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把“为工农服务”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方针的主要内容明确地提出来。

  中华全国总工会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一份1948年《关于职工教育问题的提案》文献资料中，有相当比例是关于干部教育与职工子弟教育问题的，“提高工人政治技能教育应成立工人训练班”、“设立工人子弟学校，以保证工人子弟受教育”、“工人数量多之工厂应设立职工子弟学校”等提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前后工农群众对受教育权利的渴求。

  “什么叫做人民呢？一是工人阶级，二是农民阶级，三是小资产阶级，四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合起来，就是在中国的现阶段的人民。……一切表示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坚决地摆脱国民党反动派旧教育的影响，从而坚决和有利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教育，为根绝这种反动教育在人民中间所造成的影响，即为肃清人民中间残存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而奋斗。”钱俊瑞这两篇颇有些战斗檄文风范的文章，集中阐释了《共同纲领》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核心就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钱俊瑞文中的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

  《共同纲领》中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规定，对于统一新老解放区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团结、动员和指导全国教育工作者为建设共和国的新教育事业而共同奋斗起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共和国初创时期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使得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在成立之初，就迈出了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步伐：通过对旧教育的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化；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在落后的基础上，逐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进行合理的布局调整，规模成倍增长，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起点。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引下，1949年至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学生数量分别增加了69%、142.2%、101%。

《共同纲领》与文化教育政策

  《共同纲领》酝酿、成稿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并取得巨大胜利后的1948年。从最初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到《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再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凝聚了一代开国元勋智慧与心血的《共同纲领》，随着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新中国的横空出世，几易其稿，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文化教育”一直被列于重要位置。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响亮地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月27日，写出第一稿，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等10部分，共46条，外加一个简短的序言。其后，经历了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新政协开幕临近的最后修改、定稿阶段，名称也因新政协名称的变化而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简短序言后，平列“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7章，共60条，7000多字。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根植于毛泽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939年12月，毛泽东同李维汉、张闻天合作，共同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在这本小册子里，毛泽东在他所写的章节里已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时，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原则进行了新教育的建设，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不断探索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1940年，毛泽东在开启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5年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一体的完整的建国大纲，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文化教育的根本主张和目标。

  毛泽东曾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进行精辟阐释。民族性即“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科学性“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大众性即主张文化教育的民主化，这种文化和教育“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决不应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当时，毛泽东是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大目标出发来论述文化教育问题的。“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在毛泽东的信念中，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目标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肩上。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教育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都乘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航船，注入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因素，新民主主义教育也被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内涵。

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航程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共同商讨如何落实《共同纲领》，尽快建立新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这种新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

  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期间，教育部和各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分头对教育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地毯式”调查研究，并向会议提交了书面报告。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钱俊瑞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和请示。

  会议重申了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强调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必须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必须坚决正确地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随后，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全国初等教育会议和师范教育会议相继举行，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实施细则。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转变。此后，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启动，对《共同纲领》规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具体化，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伟大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原教育部党组书记张承先任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对中国旧教育的改造和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的工作。张承先回忆道，根据《共同纲领》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当时在老区教育与新区教育的“会师”中，积极推行了老区的教育经验。“总体来说，在建国后的头3年，根据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要求，对广大知识分子实行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方针，不仅从制度上改革了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旧教育，而且也从思想上实现了对旧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创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

  在《共同纲领》的指引下，在全国范围推行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1950年9月编制的《全国工农教育基本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0年，华北、东北、华东三大行政区一年来职工参加学习人数从约27.6万人增加到约65.7万人，增幅达137.6%。

  “我们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该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翌年6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为在全国范围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奠定了基调。此后经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实现了新中国教育性质的根本转变。1950年秋中国教育工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李立三、刘子久就大会情况及问题向中央汇报认为，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初步树立了教育应当为工、农、兵服务，学校为工、农、兵开门，教育工作者应当面向工、农、兵，并了解了教育工作者面向工、农、兵的光明的远景与无限的前途”。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共和国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服务，并实现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过渡。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教育的发展与建设，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